在武汉约见了几件案子的被执行人后，夜幕已临。一天时间，吴建忠和同事跑得都没顾得喝口热水。天色已晚,又下着雨，但为了赶时间，大家还是驱车往荆门赶。雨天路滑，路上为躲避一辆疾驶的货车，车子撞上路桩，车灯破了。出一趟差，每人手里都捏着几个案子，大家也顾不得许多，开着只有一只灯的车继续赶路。

执行一件案子，来回七八趟、追踪数个月，是常有的事儿；只要出差就是连轴转。即便不出门，对于襄城法院执行局的法官而言，每天都是有接待不完的群众，还有铃声不断的电话。

襄城法院执行局局长周丹说，2015年全国法院实行立案登记制度后，基层法院受理的案件大幅上升，“原来基层法院只受理500万以下标的的案件，现在增加到3000万。再加上办案人员减少等因素，现在基层法院人少案多的矛盾十分突出。”周丹说，现在他们每个人执行法官手中的案子比2014年增加了一倍。

对于一件诉讼案，法庭做出判决只是一个逗号，只有执行完毕才能算结束，而执行法官就是给民事纠纷划句号的人。

每次执行都像一次战斗

张茂玉从办公室转到执行局才三年，但他对执行难感受非常深刻。2015年春节前的一天，张茂玉接到申请执行人的电话，说发现了被执行人的踪迹。张茂玉立即带着书记员赶往申请人所说的地点，但行驶到樊城新华路附近，才发现新华市场周围的道路都已经被堵得水泄不通，一直被堵了两个小时，等赶到目的地时，被执行人早已不见踪影。

“人难找、财产难寻、协助难求，一直是执行案件的三大难题。”张茂玉说，“还好那次申请执行人知道堵车的情况，否则，可能就会对我们的‘行动迟缓’产生误解了。”

在各类执行案件中，房屋腾退案件更是执行难中的难点。

2013年，长期不在襄阳居住的苏某回襄后，发现自己名下房屋被邻居打通隔墙非法侵占，协商无果后，起诉到法院。2015年10月，襄城法院判决袁某10日内腾空及返还占用苏某的6间房屋，但袁某一直未履行判决。苏某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由于袁某在判决后又将占用的房子租给了他人，并拒绝露面、更换了电话，法院始终没有找袁某。不得已，张茂玉只能用公告的形式，先后三次张贴公告，敦促袁某自动履行及告知拒不履行的后果；期间，又因现在的承租人拒不配合，也一直不能知道被占用房屋内部的情况。2016年11月底，张茂玉先后三次组织合议庭，讨论执行方案。

提前联系好15名负责开锁、搬迁、砌墙、电工及拆卸空调技术、施工人员后，12月2日上午，襄城法院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社区网络员各2人现场见证、监督下，及派出所民警的协助支持下，于9时开始强制执行。在腾空后，到场协助的房管局测绘科工作人员，现场按照房产证上的图纸测量后开始砌墙。为保障强制执行的顺利开展，17名法官及书记员，分成三个小组，分别负责指挥执行实施、对围观群众的普法解释等工作，及对整个执行活动进行全程录音录像；还安排了9名法警负责安全保卫和警戒工作。这一次的强制执行，共持续了7个小时，直到下午4点才结束。

“每次这样的执行，都像是一场战斗。不仅要充分考虑执行方案的每个环节，还要做好被执行人抗拒等突发事件的预案。还有不少房屋腾退案件当事人积怨很深，被执行人时常以自杀、自焚相威胁或者采取暴力对抗法院执行。”张茂玉说，对每一起腾退案件，襄城法院都要求执行法官仔细分析执行人拒不搬迁的真实原因，反复去做双方矛盾的化解工作。“但是，对那些恶意抗拒执行的，困难再大，我们也要坚决依法强制执行。”

“用尽手段”也要执行到底

“赢了官司，输了钱。”这是民间流传的对法院判决“执行难”简短而有力的描述。

“我是从农村出来的，深知基层百姓的疾苦，也很相想给他们办好事、办实事。”吴建忠说，所以在吴建忠手上的案子，他总要想尽办法、用尽手段去执行，“咋法儿也得给申请人一个交代吧，坚决不让生效法律文书成为‘一纸空文’。”

2012年，一件欠薪100多万的判决到了吴建忠手上。经调查，判决书上的被执行人确实没有执行能力，而担保人多次联系都不愿配合。于是吴建忠决定到福建亲自会会担保人。经过调查，吴建忠发现担保人虽然名下没有财产，但有一栋私人别墅未如实申报，且本人正住在别墅里。通过当地警方，吴建忠获得了担保人的电话，并邀约担保人“出来坐坐”等担保人上车后，同行法警的立即做好拘留担保人的准备工作。看到法院要动真格了，担保人害怕了，主动提出要偿还欠款。此次福建之行，吴建忠带回了30多万元欠款，而担保人在随后的一年内也偿还了剩余欠款。

“有些人有履行能力，但就是不愿意拿钱出来，想当老赖。”吴建忠说，对于那些从心底里轻视法律的被执行人，他一定让其“心服”。这些年为执行案件，吴建忠“拘留”的人数不下两三百人，但真正送到派出所的不到5人。“在强制执行的过程中，可以采用拘留手段，但拘留不是目的，只是希望他们在手段上身后，能明白法律生效文书不是‘一纸空文’。”让吴建忠欣慰是，很多被执在面对即将到来 答案“拘留手段”，都有畏惧感，对执行也会变得主动起来。

2007年刚调执行庭，乔勇就接到了我市一家种业公司起诉江苏常熟一家种业科研公司的判决执行案件。“由于江苏省这家种业公司提供种子时，存在虚假宣传，造成申请人损失，江苏省这家种业科研公司被判赔偿50万。”

第一次到江苏执行时，乔勇发现被执行人种业科研公司已经产权变更，找不到人。第二次到江苏，老乔通过多方查找，终于查到了这家种业公司变更后的信息。回来研究后，老乔第三次来到江苏，查找变更后的被执行人的财产，并获知上海一家企业即将支付其一笔1500万的款项。老乔马上联系上海这家企业位于江苏的分公司，送达了法律文书要求协助执行。这次回来后，老乔信心满满地告知申请人，执行款应该很快能到位了。但之后一等再等就是不见协助单位的款项付账到法院。于是老乔第四次到江苏，发现协助法院执行的公司已经付清了款项。老乔当即找到协助执行公司的经理，责令其立即追回应协助的款项，并告知拟对其负责人予以拘留和罚款处罚。老乔严厉的态度，引起上海这家企业总部的高度重视，协助执行的经理不但诚恳认错，还立即安排人先支付了协助款项。四下江苏，前后近两年时间，在申请人已经不抱希望的情况下，老乔将50万元的执行款交到申请人手中。

“划句号”时最开心

工作中受委屈，每个执行法官都有过。周丹的抽屉里扔的最多的是润喉含片的盒子，因为每天说得话太多了。“案件多了，法官忙不过来，本来就着急要钱的申请执行人，对法官的误也就更多了。”周丹说，由于每天要接待一批又一批的当事人，反复解释或者做思想工作，加上一天六、七十个电话，经常到晚上下班的时候，她都嗓子疼痛的不愿多说一句话。但第二天来上班还是照旧。

作为一名执行法官，他们把自己的酸甜苦辣没放在心上，而把申请人的理解与否最放在心上。“现在每个法官手中的案子都很多，而执行中又各有各的难度，需要申请人的配合和理解。”老乔说，有的申请人自从判决后都没和法官沟通过，但一来就又吵又闹，甚至还有恶意报复的。一天，老乔正在现场调节一起案子，就接到了市中院打来的电话，要求他暂时停止工作，“电话里说，有申请人向中院反映，我收了他2万元的贿赂，还有一些烟酒茶。”这个电话，让老乔感觉又气又好笑，“既然贿赂我了，什么时间、什么地点都应该清清楚楚。但是我先得停下手中工作，向上面做书面汇报说明。”事后，申请人承认贿赂老乔一事确是自己虚构，目的是为了引起上级部门对自己案子的关注。

 “本来案子多，人员少，发生这样的事情，更是牵扯工作精力，让人疲于应付，更觉得伤心。”老乔说。

老乔拍拍桌上那一摞卷宗，感叹道，每一本卷宗都是一个故事，形形色色的故事就是生活百态。在执行中，那些理解法官的申请人和配合执行工作的被执行人，老乔不仅记得案子的来龙去脉，甚至名字他都记得。

一件包工的案子中，被执行人李非（化名）欠了申请人15万元。老乔找到李非要执行判决时，李非对老乔说，他在新疆有10万元的工程款没结算，如果能让他到新疆结账，他就可以先还申请人10万，剩下的一年内分次还清。老乔信任了李非，同意他到新疆结账。“几天后，我给李非打电话，他说已经到了新疆，我让他用座机给我回个电话，确认一下，他果真用座机打来了电话。”老乔说，李非到新疆后没多久就打来了10万元。几天后，李非又打电话找老乔，说自己上了“黑名单”，火车票、飞机票都买不了，回不来了。“一旦成为被执行对象，在规定时间内若不能执行判决，就会被上网公布，目的让其感受到法律对他的限制。”老乔说，要撤销网上的信息也得好几个工作日，最后李非搭乘襄阳到新疆旅游驴友的车才返回襄阳。

一个外甥女告舅舅借钱不还的案子也给老乔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老乔接手这个案子的判决时，由于常年矛盾积累，舅舅与外甥“水火不容”，见面就吵架。第一次没调解成功，但老乔摸清了两人的脾气；第二次调解，老乔分开做工作，发现舅舅借钱不还，是舅舅买的一套房落在了外甥女的名下。一个要先还钱，一个要先过户，争执不下依旧没下文。第三次调解，老乔请同事帮忙，兵分两路，一队人马带舅舅和外甥女婿去银行取钱，另一队人马带舅母和外甥女去过户。老乔通过电话“遥控”，终于在一个下午为这起多年的亲情间的纠纷划上了句号，而这个句号最终让舅舅外甥冰释前嫌。

作为一名执行法官，最开心的就是这个时候，给案件划一个圆满的句号时。一个句号虽小，但对执行法官而言责任重大；一个句号虽小，却饱含了执行法官的酸甜苦辣。借用当下流行的套路：执行法官在哪儿？他们一直行走在执行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