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的生效判决迟迟得不到履行，被执行人与法官玩起“躲猫猫”、故意隐匿财产、长期下落不明……这些行为，都使得法院判决面临“执行难”的困境。

    12月2日上午，襄城区法院在执行一起排除妨碍纠纷案时，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群众代表一起参与，楚天快报记者也跟着前去，到现场见证执行过程，切身感受法院的“执行难”。

法院3次贴公告 对方玩起“躲猫猫”

    70岁的沈先生和67岁的王先生都是台胞。

    20多年前，他们拿钱来襄投资，获得了在襄城某小区并在一排的6间房产。其中，沈先生名下登记房产为2间，王先生名下登记房产为4间。

    然而，因长期不在此居住，与此仅一墙之隔的登记业主刘某和吴某私自将墙体拆除，加以改装后将房屋又承租了出去。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2013年台胞沈先生和王先生回襄省亲，发现房屋被占后多次向刘某、吴某索回无果，于是向襄城区法院递交了起诉状，将两名占房业主告上法庭。

    2015年10月12日，襄城区法院收集证据经过审理，判决刘某和吴某在10日内腾空其占用的6间房屋。此后，刘某和吴某拒不接听电话，还玩起了“失踪”，下落不明。

    因见被执行人未履行判决，今年4月8日，襄城区法院根据当事人申请，决定立案执行。法院于9月至11月先后3次张贴腾退公告和不腾退法院将强制执行且损失自负公告，但被执行人至今仍未履行。

民警连破7道门 强制执行被占房屋

    12月2日上午9时，襄城法院启动的强制执行程序正式开始。

    记者在现场看到，数名法警在小区内拉起了警戒线，法警手持执法记录仪、法警手持单兵设备，与市中院同步联网，全程监督执行情况。市民代表、人大政协委员也到场见证。

    在涉事楼房内，一行人进入后，法院工作人员当场确认占用房屋，却发现贴着法院公告的第一间房门仍紧闭不开。与承租人付某取得联系后，付某表示，房间内的物品是自己的，他只负责看房，但没有钥匙。

    承办法官当即协调民警对付某身份进行了核实，确认身份后，邀其监督执行工作。“强行开锁！”现场负责人一声令下，在政协委员、街道主任、民警等人的见证下，请早开锁师傅利用工具，在保证不损坏物品的情况下，将房门打开。“我们必须保护当事人的权益。房间内的物品需先让当事人清查盘点，保证不丢失损坏一针一线。”承办此案的法官称，虽然被执行人以种种理由拒不配合，甚至利用特殊关系和背景、地方关系网对抗执行，对法官施加压力，但我们的执行工作要做到有理有据。

    第1间房腾空后，第2、第3间房打开，映入眼帘的是一家网吧。此时，网吧内已空无一人，网吧老板也联系不上，而网吧的一部分空间，就是被占用的房间。

    为确保执行有序进行，早已准备就绪的房屋测绘人员拿出图纸，对占用房屋进行精准测量，确定了占用部分后，有序对占用部分的物品进行逐件清理。

    轻拿轻放，摆放整齐。现场负责人表示，“文明执法体现在一点一滴中，而失信执行人没有受到很大限制，这也是执行难的一个方面。”

    直到当天中午12时许，参与行动的每名成员都还在执法记录仪下坚持工作，连口水都没喝上。整个上午，执行人员连破7道门，腾空6间房。

    简单的午饭过后，他们买来黄沙、砖和水泥，开始对拆除的墙体重新堆砌。下午4时许，执行工作结束，整个执行程序已历时7个小时。

    一位政协委员感慨：脑力体力一起上，困难重重阻力大，一起普通的案件，没想到法院的工作量如此繁重！

执行困难重重 到底难在哪儿

    手持法律利剑，仍然困难重重。执行难，到底难在哪儿？昨日，襄城法院的一名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般情况下，执行难的症结问题，主要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跟法院“玩消失”。被执行人故意躲避人民法院的联系，或换电话、或换地址、或外出务工，长期下落不明；利用假抵押、假离婚、假析产、假诉讼或者将财产通过虚假的经济往来予以转移。

    执行“不给力”。司法腐败依然存在，个别执行人员消极执行、违法执行；法院与申请执行人沟通不畅，不能正确引导当事人启动诉前保全和诉讼保全程序；忽视执行阶段的工作，给败诉一方当事人在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前隐藏、转移财产的时机。

    协助部门“脸难看”。被执行人的存款、车辆、土地、房产以及投资情况等信息需多部门配合，然而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很多部门不积极配合工作。更有甚者，为被执行人通风报信，帮助其隐匿、转移财产，还有擅自挪用法院已依法冻结的款项等情况。

    被执行人“太彪悍”。恐吓执行法官，比如放言“想要执行，每人抬一副棺材过来”；肆意撕毁法院的公告、查封令等，擅自处置应执行的财产；利用特殊身份或背景、地方关系网对抗执行。

    近年来，法院针对这些问题，对症下药，用网络执行查控系统全覆盖、强化信用惩戒、公布老赖名单、需要变现资产全部网上拍卖等方式，多措并举破解执行难。

    为此，法院相关负责人呼吁：执行工作存在很多难题，市民应多些理解，更自觉配合法院的执行工作，从而营造良好的社会执行环境。

岁末集中攻坚 专啃“骨头案”

    为提高案件实际执结率，切实维护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近期，襄城区法院开展了“岁末集中攻坚”专项执行活动。

    作为全市首家执行指挥中心投用单位，襄城法院将此次强制执行情况与指挥中心实时对接，公开透明地全程直播执行情况。

    承办此案的法官表示，破解执行难，瓶颈在于执结率。然而，其间的实际困难，是无法预料和估量的。

    今年6月，一起耗时多年的“骨头案”，终于被襄城法院成功化解。

    事情要追溯到2002年11月13日。张雷以土地转让协议的形式，从某林场处受让一块380平方米的土地，建了一栋近900平方米的三层楼房。2007年8月，张雷与赵虎签订房屋买卖协议，张雷将整栋楼房作价100万元卖给赵虎，赵虎先支付购房款89万元，余款11万元约定交房后支付。然而，张雷收到89万元房款后反悔，拒绝交房。

    2012年10月，赵虎向襄城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张雷腾退房屋，排除妨碍。同年12月，该院一审判决张雷于判决生效后20日内从该房屋中迁出。

    该案执行中，张雷先后提出执行异议、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诉等拖延执行，还多次上访，声称“如果法院强制执行，就自焚与房屋同归于尽”。为防止发生意外事件，执行法官做了30多次和解工作，拍摄照片27张、视频5部，为追究张雷拒不履行判决、裁定罪搜集了翔实的书证和物证。

    今年5月，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虞国旗及市中院院长王秋隆亲自督办此案。襄城法院院长刘爱瑛多次组织召开会议进行研究，制订执行工作方案。

    在法律的强大威慑下，张雷终于同意接受15万元的补偿，并于7月1日按和解协议搬空了房屋。

    据介绍，仅下半年，襄城区法院就先后与检察院、公安等部门召开3次联席会议，商讨打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行为。目前，公安机关已初步确定立案侦查2件2人次，继续加大对躲避执行、抗拒执行的处罚力度。（文中所涉当事人均为化名）